浅论中国十七年电影中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

摘 要:本文以《青春之歌》《早春二月》为文本,试图通过中国十七年电影中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来分析知识分子这一形象在十七年大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背景中的表现。电影《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早春二月》中的陶岚都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她们敢于冲破封建社会的束缚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获得女性自身的话语权力,独立并且不受制于男性。本文通过对十七年电影女性形象的分析来认识女性在五四运动接受新思潮的影响后对自我意识的认知和自我价值的追求。关键词:十七年电影; 女性知识分子形象; 意识形态构建一、中国十七年电影的含义及其产生背景首先,中国电影在继承三、四十年代进步电影和解放区革命文艺两方面传统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征程,1949~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共十七年,简称“十七年”,其发展特点是:艰难曲折、大起大落。其次,十七年电影产生的背景。新中国的成立使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影战线也不例外。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促进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电影界也活跃了起来,并且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步前进的有力武器。1958年毛主席在提出“总路线”的同时,也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的创作方法。这种“二革”的创作方法,在强调革命理想、强调鼓舞作用这两点上是一致的,几乎这一时期所有的影片都是明朗、健康、乐观,与当时“社会主义理想”“英雄时代”是相一致的,即便是悲剧性的结尾,也是崇高而悲壮的。新中国并不是在一个安全并且被世界认可的环境下成立,它的成立不仅是共产党领带人民群众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意义,更面临着国内国外双重的不利因素,国内需要在思想领域和行为方式上团结人民,对残余反动势力的清扫、迫切需要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进一步巩固树立典型人物中的典型事迹以达到教育民众巩固政权的作用;国外又要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致排挤和对抗。此时,作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战线,必然需要我们的文艺方针政策与国家紧密联系,充分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十七年电影便有了特殊的时代含义,同样所反映出的人物尤其是这里所研究的女性形象就显现出其特殊性[1]。十七年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文艺界大量而系统地参照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时也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在十七年的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形象在工农兵文艺政策的‘规范’下,虔诚的表现了对革命英雄的仰视,并以英雄化的知识分子形象为自身的存在寻找一条合法的出路。[2]”在中国十七年电影中女性视角、女性形象在电影中的体现是对于研究十七年电影以及通过其所反映出现实生活中女性形象的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也是在十七年电影的研究中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方面和独特的研究切入点。同样符合了当今社会我们所提倡的人性化的价值观。二、十七年电影中的女知识分子形象与意识形态构建(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英雄主义的道路1957年“反右”之后,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下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形象也相继出现。《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他们,他们身上的书卷气只是作为一种知识分子性格特征被展现,总体的思想意识已经与工农兵没有太大的差别,这类革命知识分子形象通过政治性的模式来表现,这样就把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进行了英雄化的处理。这些人物形象在历史的洪流中锻炼成长,既有知识分子特有的形象性格,又具备了战士的坚韧品格。因此,这些形象应该被看做革命知识分子,在十七年电影中他们并不是主流人物却也表现出整个大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形象的一个嬗变。电影《早春二月》中女主角陶岚是一个浪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敢于冲破封建家庭对自己婚姻的捆绑,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在家庭生活中产生的争吵矛盾使她认识到女性应该有自己获得话语的权力,独立并且不受制于男性,以卢嘉川的出现为代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使她获得了自我意识的新生。在叙事上,“地狱式”的监狱斗争是这个形象“英雄化”必经的一道门槛。《青春之歌》的最后描写的是1935年底的学生运动,这时的林道静已不再是那个幼稚浪漫的少女。“当她沉着、英勇的领导着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迎着反动统治的皮鞭、警棍和刺刀前进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熟坚定、无所畏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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